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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有智慧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

 
 
 

日志

 
 

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  

2018-05-14 20:09: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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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又称《周礼》。周公作《周官》的事情,是有历史文献记载作为证据支持的。

《后汉书·百官志第二十四》载:“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

《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告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

周公对周朝官员制度进行了设计与布置,周朝官制被记录在《周礼》当中(插图1)。《周礼》为研究周朝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参考和依据。研究《周礼》对官员的设置情况,既能够反映出执政者思想里具有的文化意识,又能体现出政权机构主掌者对社会的管理水平。相对来说,官员制度设置越严谨,社会管理漏洞越少,官员制度设置越偏执,社会管理漏洞越多。周朝设置的官员制度,无论是在整个东亚地区、还是在历史长河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秦汉魏晋唐宋时期的官制设置,大多取材于《周礼》。研究周朝官制源流,理清周朝官制的发展脉络,对亚洲地区文化发展与文明探源问题,都能算上一件重要事情。

 

 

多年以前,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东夷两昊设置的部落图腾制度①。这个图腾制度(插图2)是由伏羲太昊部落和少昊鸟夷部落组合而成,两支部落具有40余种图腾形象,每种图腾形象分别代表一支氏族,每支氏族各具氏族名称,每支氏族也各具社会分工。也就是说,东夷两昊在设置图腾制度之时,选用了40余种图腾形象,使该政权机构具有40余种社会分工,分别属于40余种官职名称。由于图腾制度的族谱文献记载残缺不全,目前仅有少昊鸟夷部落②的24种鸟图腾形象记载较为明确,余下的图腾形象和社会分工,只是被历史文献零星记载着,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完整的图腾族谱。伏羲太昊为百王之先、三皇之首,伏羲太昊设置的图腾制度,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第一支建立起来的政权机构,该图腾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有多么深、多么远,还未可知。本文属于初次将图腾制度与历史政权机构,进行对接,也是对后世政权机构影响的初次探讨。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好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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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 - 红小兵 - 東方有智慧2
 
 
 

《周礼》记载着周朝时期的官员设置情况,图腾制度记载着东夷两昊部落时期的官员设置情况,将《周礼》与图腾制度的官员设置情况进行对比,可以达到一定的文化溯源目的。民国时代学者并没有涉及到《周礼》溯源这个层面,一是考古学材料证据不足,一是对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设置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周礼》的记载,与图腾制度社会分工进行多种因素对比,给周朝官制起源问题进行梳理。本文先从官职名称入手,后分析文化布局,再论婚姻制度,最后再谈教育制度问题,以疏通颠三倒四的《史记》③给文化发展造成的经络不通气血瘀滞现象。

 

第一节     《周礼》官职名称与图腾制度社会分工的对比分析

 

《周官》又称《周礼》,《周礼》内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著述,主要记述了周朝官员制度的设置方法与布局情况,从大的宏观统筹设置,到小的微观人数安排,书里做了详尽的叙述。其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和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官员职称,分别在东夷两昊设置的图腾制度社会分工里面有所表现,下面进行分别介绍与分析。

 

一.  《周礼》当中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可以溯源到伏羲太昊部落的社会分工里面;

    据《纲鉴易知录》载:“太昊伏羲氏立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伏羲太昊部落存在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匹配着五种颜色的玉龙。

    从字面上看,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为龙氏族图腾形象,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属于龙氏族的社会分工④,也就是说《纲鉴易知录》记载着伏羲太昊部落龙图腾的五色形象与社会分工。

在红山文化玉器当中已经找到四种颜色的龙图腾玉器(插图3),可以用来印证伏羲太昊部落的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而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就隐藏在四种颜色C形玉龙的身后。尚缺少印证赤龙氏的赤色龙图腾玉器,有待加强收集学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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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玉器是文物,《纲鉴易知录》是文献,文献与文物相互印证,互为表里关系。在伏羲之世,文献与文物实为一体,时因墓葬埋藏需要,导致文物与文献分开、分列保存于世,相隔五千载,依旧互相佐证、相互印证。此处的文献与文物,能够证明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记录是事实存在的。

《周礼》当中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与伏羲太昊部落的龙图腾社会分工,应该属于文化继承手段。

 

二.  《周礼》当中的天官、地官、司徒、司马、司寇、司空,可以溯源到少昊鸟夷部落的社会分工里面;

在图腾制度当中,天官、地官、司徒、司马、司寇、司空被记载在少昊鸟夷部落里面,少昊鸟夷部落被记载于《左传·召公十七年》里面,下面分别介绍天官、地官和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的出处。

天官、地官分属于两个系统⑤,天官存在于五鸟胞族当中(插图4),地官存在于五鸠胞族、五雉胞族、九扈胞族当中。五鸟胞族、五鸠胞族、五雉胞族、九扈胞族共同属于少昊鸟夷部落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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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鸟胞族有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五种社会分工,分别主掌天时历法、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职责,这五鸟胞族是负责颁布校正天时历法的官员,因为社会分工与天时历法有关,故称天官;

    五鸠胞族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五种社会分工,司徒主掌教育、司马主掌军事、司空主掌建筑、司寇主掌司法、司事主掌人事等职责,这些社会分工属于行政业;五雉胞族有攻木、抟埴、攻金、攻皮、设色等五种手工业社会分工;九扈胞族有耕种、耘苗、收敛、盖藏、为果驱鸟、昼驱鸟、夜驱兽、为蚕驱雀、收麦等九种农牧业社会分工;五鸠为行政业、五雉为手工业、九扈为农牧业,合计有19种社会分工。因为19种社会分工与地有关,故称地官。司徒(祝鸠氏)主掌教化于民,被设置在天官之下、地官之首的重要位置。

    天官(五鸟胞族)与地官(五鸠胞族、五雉胞族、九扈胞族)因为社会分工的属性不同,整体上还是共同属于一个部落以内,两者之间也是互相支撑、相互依存的。天官与地官本来就属于一个系统,共同属于少昊鸟夷部落之内,只是社会分工有别,于是就有了天官与地官的差异。

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皆出于五鸠胞族的社会分工,其中未计鹘鸠氏(司事)主掌人事的职责与名称。司徒、司马、司寇、司空为五鸠胞族的社会分工,属于行政业,归属于少昊鸟夷部落的地官系统。

 

三.《周礼》当中的官员名称,可以溯源到图腾制度的社会分工里面,其中有继承,也有改革。

在《周礼》当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司徒、司马的排列顺序,与东夷两昊部落图腾制度的社会分工排列顺序一致,没有出现打乱顺序和前后挪动的迹象,只对司寇与司空进行了前后顺序调整或出现颠倒现象(插图5)。在图腾制度的五鸠胞族当中,司空(鳲鸠氏)在前,司寇(爽鸠氏)在后。而在《周礼》当中,司寇(秋官)在前,司空(冬官)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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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和司寇出现了前后颠倒现象,表明周朝时期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风气不如东夷两昊时期那样纯朴。周朝时期的司法部门(司寇)已经排在建筑部门(司空)前面,说明周朝时期的社会管理问题已经超越了社会发展问题。两者之间发生的顺序调整与变化,折射出周朝时期政权机构对司法制度(司寇)的迫切需要,已经超越了建筑业(司空)的重要性。而在东夷两昊时期,则是司空(建筑业)比司寇(司法制度)重要,这与社会制度发生逆转有直接关系。一个属于讲道理、行知道理的原始社会主义社会(伏羲太昊部落时期)。一个属于道理讲给别人听,而帝王将相自己却在竭力发展多妻与世袭制度来违背道理(周朝时期)。多妻制度逆转了道理,也给社会凭添了许多危害性。

司空在图腾制度里主掌建筑业(空,穴之工也。故此,司空主掌建筑业),司空在《周礼》当中主掌手工业(冬官司空考工记)。尽管司空名称没有变化,其承担职责却发生了改变,说明周公没有完全照搬东夷两昊设置的部落图腾制度社会分工,而是做了一些改革或调整,才有了《周礼》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等官职名称和承担职责。《周礼》当中的《冬官考工记》,属于手工业。手工业在图腾制度当中,属于五雉胞族的社会分工,其命名并没有匹配“司”的级别,故此设五雉为五工正,主掌手工制造业。周朝时期政权机构以提振手工制造业为主要目标,将司空改为主掌手工制造业。又将图腾制度当中的司事位置下调,司事在《周礼》当中未见,或属于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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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山文化时期(5500年前)对图腾制度的应用(插图6),到周朝时期(3070年前)设章建典对《周礼》的应用,中间已经跨越了 2400年的历史时光。尽管中间跨度是漫长的、是久远的,但官制设置和官职名称里面的一些变革与改动,也属于周朝政权统治者根据现实情况进行的制度改革,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

 

                     第二节  《周礼》布局手法与图腾制度布道方式的对比分析

 

    学术界研究东夷两昊部落,以往只能通过历史文献单方面线索进行分析。当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当中找到了伏羲太昊设置的图腾制度以后,就比以往多了另外一条线索通道,而且是文献与文物结合的线索通道,是平坦的、真实的学术通道。因为历史文献属虚,考古文物属实,只有虚实结合的学术材料,才能保证学术之路是健康的、有质量的。而单独研究历史文献,没有考古文物证据的支持,就会显得虚而不实、空而不真,由于现代学者不能识破古人在历史文献上面弄虚作假⑥,也就只能随着古人在历史造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以至于迷失了方向、沉沦了文化。

    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当中的图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红山文化社会背景分析与图腾玉器系统化研究》、《图腾制度里面的天地布局》、《图腾制度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迹》等几篇文章里,叙述了图腾制度当中存在的天地人布局和文武之道的设置,其中也对图腾制度社会分工的布局方法,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分析。图腾制度体现出东方智慧的运用手法与应用手段,也体现出政权机构的布局形式是为了通达天地人,伏羲太昊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逻辑方式,通过施教道理、教化于民的手段对人心人性进行约束管理,使得原始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实现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并存的现象,令社会实现了平衡健康的发展局面。

东方文化得于天地自然,用于人世管理,实现了和谐发展、平衡发展的局面。道家思想的不争、归一、阴阳和谐、五行逻辑、平衡、生克制化、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等字词,皆是源自伏羲太昊部落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存的社会环境。东方智慧的立意根本,是为后世千秋万代制定规矩与法则,这一点也是东方文字具有的玄奥诡异和高明之处。由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的学术观点提出时间还短、概念还浅,所以学术界对东方民族设置的图腾制度是陌生的、模糊的、玄奥的。

 

一.《周礼》对阴阳辨正方法的使用与溯源;

    在《周礼》当中,对阴阳文化的运用,是比较普遍的,其中对阴阳、左右、前后、上下、远近等具有阴阳辨正属性的字词使用,也是随处可见的。古人通过使用阴阳辨正字词,使字句通俗易懂,形容事物也会简洁明了、有规矩,而不啰里啰嗦。

    《周礼·地官司徒》牧人载:“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

    《周礼·地官司徒》山虞载:“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

    《周礼·春官宗伯》大师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

    《周礼·夏官司马》司士载:“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之右,南面东上。大仆、大右、大仆从者,在路门之左,南面西上。”面向帝王,武官居左,文官居右。”

   《周礼·秋官司寇》柞氏载:“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

    东方文字配合阴阳文化,就会具有一定的辨正功能。例如《周礼·秋官司寇》所载是“夏日对冬日、阳木对阴木、火之对水之”这三组阴阳对仗的文字,组合成为一组词语,期间融合了辨正功能。有读者和观众诵读该字句,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写字之人和措辞之人书写该字句,就会把辨正能力融于脑海中。这就是东方智慧的逻辑,书写者引领诵读者的思想,因为书写者思考在前,而诵读者跟随书写者思考在后,所以形成了动手书写者先于诵读者的规律。

    在《周礼》当中,找来五处纯粹的阴阳文化使用方法,而没有选取左右、前后、上下、远近等具有阴阳辨正属性的字词。这五处对阴阳文化的运用,能够证明《周礼》对阴阳文化的使用程度,还是比较熟练的。辨正思维和逻辑方法也算轻车熟路。

其间有《周礼·夏官司马》对文武百官的站位,进行了详细描述。文官在西侧、站右位,武官在东侧、站左位。左从工,执工者动手脚也,属武;右从口,执口者讲道理也,属文。故此,武左文右各有所属。这种带有阴阳文化色彩的文官武官站位与布局,也是符合阴阳文化特点特征的。

东夷两昊部落联盟是一支文武结合的部落联盟,少昊鸟夷部落各氏族社会分工具有文官属性,太昊部落各氏族社会分工具有武官属性,一文一武两支部落政权机构⑦,组合成为东夷两昊部落联盟,具有阴阳和谐的理念。另外,在红山文化图腾玉器当中,每种图腾玉器都具有雌雄特征(插图7),这也是阴阳文化的一种表现手法。图腾玉器存在阴阳雌雄现象,曾在《阴阳和谐的红山玉文化》论文当中做过论述⑧,也在《阴阳文化的特征与分析》论文当中做过分析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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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礼》当中,武左文右共聚朝堂议论政事,也是具有一阴一阳的和谐理念。《周礼》武左文右的站位布局,与图腾制度当中鸟兽图腾的文武官员形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属于文化传承现象。

 

二.《周礼》对五行逻辑方法的使用与溯源;

    在《周礼》当中,有多处对五行文化的应用,选择五处作为论据。

    《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载:“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

    《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周礼·秋官司寇》薙氏载:“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掌凡杀草之政令。”

    《周礼·春官宗伯》大师载:“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在《周礼》当中,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布局理念,也是源自五行文化的逻辑思想。周礼当中还存在着“东南西北中、宫商角徵羽、青赤白黑黄、酸苦辛咸甘”等四方、五声、五色、五味等五行文化布局手法。本文选择了五刑、五听、四季、五声、五色与四方等五行文化元素作为论据。

在图腾制度的少昊鸟夷部落族谱里,出现了五色、五行、四方、四季等四组五行文化元素(插图8),各个氏族分别匹配着黄黑白青红、木土金火水、东南西北中、春夏秋冬等五色、五行、四方、四季五行文化元素,形成了布局严谨的政权机构⑩。图腾制度对五行文化的运用是成熟的、严谨的,每支氏族各具分工、氏族首领各司其职,与部落族人天地同修、与道理同行。五行文化起源于图腾制度当中,我们曾在《五行文化的早期应用》当中,做过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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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能够看出,图腾制度可以证明伏羲太昊作为人类社会首次使用五行文化。《周礼》当中对五行文化的运用,证明了《周礼》的五行文化思想是源自图腾制度对五行文化的应用。

 

三.《周礼》对天地人概念的使用与溯源。

    天地人概念,是以天地之道为人世之理的文化手段,与道法自然等东方文化具有共同属性,也是伏羲太昊部落政权机构使用的社会管理方法。天地人概念源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逻辑思想。由于天地自然是无限循环的、是生生不息的,伏羲太昊师法天地自然之道,借文化设立规矩来管理世人、约束心性,由此形成了天地人概念。伏羲太昊选用了天地人概念来管理社会,以文化来约束人心、以文化去化解人性,后世称之为东方智慧。古人先把东方智慧融入在图腾制度当中,又把东方智慧融入在东方文字的造型结构里面,东方智慧也就成为这支民族经久不息的历史回响。没有红山文化图腾制度的出现,人类社会对天地人概念就会一直处于陌生状态。

天地人概念在图腾制度当中有所表现(插图9),我们曾在《图腾制度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迹》论文当中,做了详细论述和分析。其中五鸟胞族的社会分工属于天时历法职责,黄黑白青红五色源自天时节气变化,所以五鸟胞族具有天之道属性;五鸠胞族的社会分工为行政业,行政业具有管理社会、约束世人的职能,所以五鸠胞族行政业具有人之道属性;五雉胞族和九扈胞族的社会分工为手工业和农牧业,因为农牧业和手工业属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类社会源于对土地有着农业生产的需求,所以五雉胞族和九扈胞族的社会分工,具有地之道的属性;天之道、人之道、地之道的概念就是天地人概念,被这样直白的隐藏于图腾制度社会分工当中。

 

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 - 红小兵 - 東方有智慧9
 
 

天地人概念与道法自然概念略同、略通,伏羲太昊立天地自然为公道、规矩,用天地人概念来教化于民、约束人性、疏通人心,使部落族人信仰太阳、心向一处,与天地同气,使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得到了精神文明和物资文明的共同发展、平衡发展。这也是天地人概念历经5500年之久,仍旧不衰不败的文化烙印。图腾制度对阴阳文化和五行文化的使用,是直白的、直接的、毫不掩饰的。从图腾制度这个角度来看,阴阳文化和五行文化属于东方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标志。阴阳文化和五行文化共同源自天时变化,这是东方智慧师法自然、师法天时变化的直接证据。伏羲太昊设置东夷部落政权机构(图腾制度)之时,充分运用了阴阳五行的概念,也可以说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是根据阴阳五行文化而设置出来的。天地人概念取天地之道,用于人世管理,这是天地人概念的奥妙所在。

    在《周礼》当中,天地人概念是有所记载的。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天神、人鬼、地示为天、人、地概念;”

   《周礼·秋官司寇》司约载:“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神、治民、治地为天、人、地概念。

    孔子认为《周礼》施行了礼乐制度,并认为礼乐制度的根与本,属于天地人概念。有《礼书·乐书》记载为证:“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事天、事地、尊先祖为天地人概念。

周公著《周礼》,并没有直接引用了伏羲太昊设置的天地人概念,而是遵循这种哲学理念,又根据现实社会需要,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由此构成了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和社会发展模式。《周礼》对天地人概念的使用,源自伏羲太昊设置的图腾制度。这也是《周礼》植根于东夷两昊部落图腾制度、或植根于东方文化沃土的直接证据。

另外,《周礼》对天、人、地的排列次序,与图腾制度的天、人、地的排列次序是一样的,现代社会称之为天地人,而古人故意遵守天、人、地的排列次序,意味着古代人类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现代社会的天地人概念,没有古人那么多的讲究,也是经不住分析的:现代人在天地之外,意味着人类逃离、脱离天地自然的约束,不受天地道理约束的人,是任性的、是可怖的。

《周礼》对阴阳文化、五行文化、天地人概念的使用,证明《周礼》是继承了东夷两昊部落的图腾制度设置手法。《周礼》使用阴阳文化,使官职设置出现对称布局;《周礼》使用五行文化,使官职设置逻辑严密。孔子首推《周礼》,是因为《周礼》对辨正(阴阳)方法与逻辑(五行)方法使用得当,使官职设置既对称又严密,这也是作为一个读书人对东方文化思想的认同。

 

                          第三节    对比《周礼》与图腾制度的婚姻方式

 

婚姻方式是人类社会繁衍子孙后代的方法,婚姻方式是由男性与女性组成,婚姻制度一般由执政者制定。如果婚姻制度得当,人类社会能够平衡发展;如果婚姻制度不当,会使人类社会走进失衡发展状态。

多妻制度属于人类社会失衡发展状态,少数男性利用政权机构设置多妻制度,对女性进行权力剥夺;一夫一妻制度属于平衡发展状态,利用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法律制度,给体态弱小女性以人权保护、以立法保护、并给予适当关照。平衡发展与失衡发展都是发展,失衡发展并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绝种的危机,只会给权贵者带来多妻多妾多嫔妃,也会耽误人种的进化质量。平衡发展则会令封建社会的多妻制度制定者,失去占女性便宜、奴役女性的机会。

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这个角度来分析,我国政权机构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族外婚和族内婚,还经历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一夫多妻形式和一夫一妻形式,这四种婚姻形式属于宝贵的婚姻制度研究材料,它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

把《周礼》当中的婚姻方式,和图腾制度当中的婚姻方式进行左右对比、前后对比,只有通过对比,人类社会才能取得学术认识和达成共识。没有对比,学术界就不知道什么是平衡社会的婚姻制度。有了对比,学术界才会知道失衡社会与婚姻制度有直接关系。

 

一.图腾制度决定了东夷两昊部落的婚姻方式;

由40多种图腾玉器组成的东夷两昊部落的图腾制度,证明了东夷两昊部落具有40多支氏族,每支氏族都具有自己的社会分工。

在举行氏族联姻活动之时,双方氏族用图腾玉器来作为区分血缘关系的信物,双方图腾玉器造型接近者,为同一氏族,不可联姻;双方图腾玉器造型不同者,属于不同血缘关系的氏族,是可以进行联姻的,由红山文化图腾玉器组成的图腾制度,是形成族外婚特征的重要证据,也是区分族内婚和族外婚特点特征的主要证据。图腾玉器作为区分联姻氏族的血缘关系,起到了媒介信物的作用,由于图腾制度的出现才避免了族内婚,也解决了族内婚产生畸形儿的社会问题。伏羲女娲用图腾制度调节社会,以族外婚形式避免了族内婚产生畸形儿的事情发生,使东夷部落(红山文化晚期)人口质量得到迅速提升。

    《独异志》载:“昔宇宙初开之时,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头悉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

从《独异志》记载角度进行分析,伏羲女蜗属于一夫一妻性质,并不具备一夫多妻行为。二人又属于兄妹婚,这是族内婚的特征。

从图腾制度角度进行分析,伏羲太昊部落里面实行着氏族联姻制度,属于族外婚,不具备一夫多妻行为。

将图腾制度和伏羲女娲的婚姻方式进行综合分析,应该是在伏羲女娲在甘肃天水地区长大成人,并在甘肃地区进行了兄妹婚、族内婚,来到东夷地区做了东夷部落首领以后,进行了图腾制度设置和婚姻制度改革,于是东夷两昊部落出现了族外婚,从而避免了族内婚和兄妹婚带来的伤害,也解决了畸形儿的产生。

东夷两昊设计的图腾制度,完全遵循了东方文化特点。东方文化特点是做人讲道理,做事遵循道理,既行知道理、或知行合一。由于东夷部落掌权者严格遵守道理,而不去破坏道理,导致了东夷两昊部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无淫者、好让不争的精神文明现象。由于掌权者不去破坏道理,庶民百姓自然也就遵循道理,掌权者不与民争,社会也就没有人去触碰道理的边界。

 

二.《周礼》记录着周朝时期施行两种婚姻制度模式;

周朝存在两种婚姻方式,一种是一夫一妻制度,一种是一夫多妻制度。一夫多妻制度适用于官员以上人等,一夫一妻制度适用于庶民百姓。用两套制度共同管理社会,而不是一套制度管理社会,这是制度不平等造成了周朝时期社会失衡发展。

《周礼·天官冢宰》内宰载:“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郑司农 注:“阴礼,妇人之礼。六宫后五, 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周礼》规定了周王的妻妾嫔妃要达到120人的数量,说明周朝时期政权机构实行着“一夫多妻制度”。并在诸妻当中分出嫡与庶,“宗法制”是以母亲的身份和子女出生的先后顺序,把所有子嗣划分为“嫡”和“庶”两类。嫡,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嫡长子被《周礼》指定成为继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子年长或有才能,也无权继承。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为此,周王朝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创设了“分封制”。说明“宗法制”与“分封制”为多妻世袭制度服务,而“多妻制”也是在为“世袭制”打基础、做铺垫,这些制度的设立,是封建社会执政者对自己的自私自利行为进行立法保护。“宗法制”解决了“多妻制”的多子多孙后遗症,“世袭制”又解决了“分封制”的后遗症,形成了封建社会的特征。对多妻与世袭行为进行了制度立法的保护,将多妻世袭行为上升到多妻世袭制度上来,这是封建帝王将立法制度变成专权工具的一种表现。

在《周礼》当中,帝、王、将、相和各级官员,充分享受着多妻与世袭制度的福利待遇。诸侯有夫人、世妇、妻、妾9人,卿大夫有1妻2妾,士有1妻1妾,各个级别官员享有不同数量的妻妾嫔妃,并受到了制度与立法的保护。这是官员们的一夫多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有别于庶民百姓的婚姻制度。

庶民和百姓的婚姻制度,在《周礼》当中另有规定。

《周礼·地官司徒》媒氏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

《周礼·地官司徒》载:“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在《周礼》当中,设公职媒人14人,说明周朝社会已经具有男婚女嫁特征。《周礼》还规定了聘礼(钱币和纯帛)的数量,这与图腾制度的氏族联姻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婚姻方式。《周礼》规定了庶民、百姓只能娶一妻,娶多妻者罚之。还规定了周天子要有120个妻妾嫔妃,两种婚姻制度并存的社会管理模式。

 

三.对《周礼》当中存在的多妻与世袭行为,进行追根与溯源。

华夏部落的轩辕黄帝发明了多妻与世袭行为⑾,黄帝有嫘祖、嫫母、女节、彤鱼氏一夫四妻的事实,又有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子孙继承轩辕黄帝王位的事实,被明确的记录在《史记·五帝本纪》当中。而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均有多妻世袭行为的表现。我们曾在《多妻与世袭制度的终始说》论文当中做了详细论述。《周礼》记载的多妻与世袭制度,是受到轩辕黄帝一夫四妻的影响(插图10),而非源自伏羲太昊部落一夫一妻和氏族联姻制度。

 

 

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 - 红小兵 - 東方有智慧10
 
 

轩辕黄帝开辟了多妻世袭的行为,《周礼》将“多妻世袭行为”上升到“多妻世袭制度”上去,从轩辕黄帝政权时期一直到满清政权末期,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权机构都在扮演着奴役女性的专职机构,直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才逐渐废除多妻与世袭制度,这支民族才算从新返回男女平等和制度文明的社会生活状态上来。

事实上,《史记》已经做了详尽的记录。尽管司马迁著述《史记》之时,抛弃了伏羲太昊部落和神农部落,选择了多妻世袭制度的轩辕黄帝为祖先,说明司马迁还是有些聪明头脑的,他给汉朝政权机构的多妻与世袭制度找到了根源,于是满版的《史记》之内,都是官员沉浸在荒淫无度的多妻世袭生活方式里,庶民百姓生活中水深火热当中受着煎熬。一些耍小聪明的学者,为了寻找祖先的荣耀,想在多妻世袭制度里,找出一个或两三个不属于多妻世袭行为的个例,作为学术偶像进行研究推广,我觉得这样做就属于浪费学术资源了。毕竟,封建时代的多妻世袭制度不是短暂的几百年,而是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阶段,学术研究也耍不得小聪明。

孔子修《尚书》和司马迁著述《史记》之时,二人既然能够抛弃伏羲太昊部落的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的选举和一夫一妻制度,而忠实的膜拜轩辕黄帝发明的一夫多妻和世袭制度,说明司马迁与孔子二人并不懂得文化与文明的珍贵。2017年12月13日,国际考古学会和中国考古学界联合公布,中华文明摇篮由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良渚文化正式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石。这件事情揭示了东夷民族的科学技术成就领先于华夏民族,也就是说伏羲太昊部落的科学技术程度领先于轩辕黄帝部落,东夷系领先于华夏系。现代考古学界凭借考古学材料证据,刺破了司马迁著述《史记》抛弃历史的手段,这为解放封建思想又向前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孔子修《尚书》是以尧舜为开头的,司马迁著述《史记》是以《五帝本纪》轩辕黄帝为开篇之作的(插图11),这二位学者勇敢地抛弃了伏羲太昊部落、也就抛弃了东夷文明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史记》开始扭曲东方文化,封建思想开始形成。孔子修史、删史、去史相当于历史作假,转身却变成伟大的教育家,这说明封建帝王们并没有看好伏羲太昊部落的精神文明,而是看好了孔子删史已具有奴役读书人思想的能力,于是封建帝王推崇孔子并册封他为“大成至圣先师”,用孔子的文化权威形象来奴役庶民百姓。封建帝王的多妻世袭制度得以顺利延续,得益于孔子删史。孔子删史与帝王的多妻世袭制度互为表里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这些封建社会的思想,与解放后的新中国追求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

 
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 - 红小兵 - 東方有智慧11
 

解放后的新中国,开始追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存的生活方式,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也与封建社会制度不同。新中国属于选举和一夫一妻制度,新中国也逐渐废除了轩辕黄帝发明的多妻与世袭制度。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标准,仅在《史记》抛弃的伏羲太昊部落存在过,而在《史记》之内的多妻世袭制度阶段没有出现过。所以,新中国的考古学工作者找到了新中国追求的目标与信仰,这才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伟大之处。

解放后的新中国施行一夫一妻选举制度,与伏羲太昊部落的一夫一妻选举制度相同、相近,与轩辕黄帝发明的多妻世袭制度相背、相对。《史记》抛弃了伏羲太昊部落,也就相当于抛弃了选举和一夫一妻制度,《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就等于举起轩辕黄帝的多妻世袭制度,来奴役读书人的思想、麻痹读书人思想,令读书人为多妻世袭的不平等制度服务,它也会影响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思想。学术界要谨慎面对《尚书》和《史记》的抛弃历史行为,才能放下封建思想这个包袱,才能带领全人类共同走进现代社会主义社会。

 

                  第四节    对比《周礼》与图腾制度的教育问题

 

司徒主掌教化、负责教育,为地官之首。伏羲太昊部落在图腾制度当中设置了司徒官职,周公在《周礼》当中也设置了司徒官职。两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特征。

司徒主掌教育、教化,说明周朝时期和东夷两昊部落时期,都是存在教育制度或存在教育机构的,也能证明两支部落政权机构是重视教育的时代⑾。本文沿着文献记载,对两支政权机构的教育制度问题,进行对比分析。

 

一.《周礼》记录了周朝时期具有教育制度;

    在周朝时期是存在教育制度的,被分别记录在《周礼·地官司徒》当中,而司徒就是周朝政权主掌教育的官职。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载:“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

    《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载:“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听其辞讼,施其赏罚,诛其犯命者......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载:“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日车马之容。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

    《周礼·地官司徒》师氏载:“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在《周礼》当中有大司徒、小司徒、保氏、师氏主管教育。保氏和师氏负责教化太子、国子,保氏教国子、太子仪容与六艺,师氏教国子、太子德与行;大司徒和小司徒负责教化庶民、百姓,大司徒教庶民十二能以兴民、阜民,小司徒考察群吏、修法纠职。在周朝时期,不仅有教育太子的师氏、保氏,也有教育庶民的小司徒、大司徒。将庶民与太子进行分别教育,属于两套教育制度并行使用,而不是统一的一套教育制度。这两套教育制度当中,一套教育制度专供太子、贵族适用,一套教育制度专供庶民百姓适用。两种教育制度,使社会产生不平衡的、不和谐的、失衡的社会发展现象。两种教育制度与《周礼》当中的两种婚姻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周朝时期是一个有政(天官冢宰)有教(地官司徒)的政权机构,属于政教一体的政权机构布局方法,这也是使社会平衡发展的基本要素(有政无教的政权机构,会使社会失衡发展)。政属天官,教属地官,“人”是生活在“天”与“地”之间的劳动者,主掌政权的天官通过地官的教育职能,可以达到调节人民思想与言行的目的。因为教育可以调控一邦一国之文明风气,所以主掌教育职责的司徒被奉为地官之首、百官之首,其职能仅次于天官冢宰。

 

二.图腾制度记录了伏羲太昊部落时期存在教育制度;

在东夷两昊设置的图腾制度当中,司徒(少昊鸟夷部落的祝鸠氏)主掌教化于民,其官职位置也是处于天官之下、地官之首的重要位置。在少昊鸟夷部落里,司徒祝鸠氏相当于丞相或国务院总理职务,主要负责教化于民。说明伏羲太昊部落,是存在教育机构的。

东夷两昊部落的教育方法与周朝略有不同,周朝教育制度具有尊卑贵贱的分别,两套教育制度并行使用,而东夷两昊部落教育则是一视同仁、不分尊卑贵贱,以保证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平衡,使人民不争、不怨、不怠。

《周礼》对司徒的官职位置安排依旧遵循了图腾制度的旧制,并没有进行职务改变和职能改革。《周礼》对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略作了一些改革和改变。教育方法方面做了一些改革,主要体现出尊卑贵贱的分别,为尊贵者提供专职教育,为卑贱者提供普及教育。在教育内容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为尊贵者提供六艺、仪容、德、行等更加精细化、专业化的教育,为卑贱者提供普及教育。

东夷两昊部落实行氏族联姻制度或有一夫一妻的表现,并没有一夫多妻的特点特征,两昊部落也有选举行为,并没有世袭特点特征;这是严格遵循道理、遵循天地之道人世之理才造成的社会存在精神文明特征。政权机构的政(政治)与教(教育),是建立在“遵循道理”的基础上,进行布局设置、进行发生发展的。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没有出现违背道理的多妻世袭行为,说明教化于民的普及教育方法是有效的,用道理约束人心的教育内容是奏效的,教育方法为表,教育内容为里,表里一致,互相呼应,才能达到理想效果。伏羲太昊设置图腾制度,本身具有化繁为简的社会管理机构设置方法,用道理约束部落内的每一个人,包括执政者本人、执法者本人也要受到道理的约束和制约,这是培育社会精神文明的手段与方法。

 

三.两支政权机构的教育制度对比;

东夷两昊部落遵道而行的文化思想,与华夏轩辕黄帝部落的多妻世袭行为,被周朝《周礼》吸收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周礼》最大的问题。《周礼》本应该遵循东方文化发展方向,而抛弃华夏祖先发明的多妻与世袭行为,更不应该将多妻世袭行为上升到多妻世袭制度上去。《周礼》用多妻世袭制度,严重地扭曲着东方文化,使东方文化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行为,也成为东方文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抹余晖。人类社会从此以后就失去了精神文明特征,“画地为牢、圆土聚教罢民”的旧俗再也不见。

《周礼》的繁文缛节,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文化基础之上的,讲道理却没有挽救这个国家、挽救这个贪婪无边的多妻世袭制度。因为《周礼》的教育方法并没有严格遵循伏羲太昊部落的天地之道人世之理,而是注重强化等级尊卑观念,这是教育内容给政治制度让路的改革方法,迫使读书人思想变得机械化、僵化、呆板化。由于周朝政权延续了华夏部落使用的多妻世袭制度,这才是导致道理不畅、公道不张的主要原因。   

人类社会已经走进了21世纪,但我们的文化学者并不了解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脉络。其中,教育发展史学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周朝时期才是古代中国教育的起源点,而不知道《周礼》的教育机构是源自5500年前的图腾制度,更不知道祝鸠氏司徒主掌教化于民是中国教育发展的起源点。伏羲太昊遵循道理才设置了教育机构⑿,也形成了“有政有教”的平衡社会发展方向,因为政权机构设置遵循道理,东夷两昊部落才形成了平衡社会。而违背道理的轩辕黄帝部落则属于“有政无教”的政权机构,这是失衡社会的特点特征。东方文字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文字,因其功能与作用较为繁复,它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地的其它民族文字,由于东方文字失去了道理的支撑,并经过了5000多年多妻世袭制度的迫害,文字的功能与作用⒀已经损失很大,包括阴阳辨证功能和五行逻辑功能,已被定义为封建迷信思想。
 
 

 

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 - 红小兵 - 東方有智慧12
 
 
 

《周礼》的司徒官职,主管教育。官职命名和教育设置源自伏羲太昊部落的祝鸠氏司徒主掌教化(插图12)。而周朝前面的殷商时期、夏朝时期、五帝时期都是没有教育机构设置的政权机构⒁,此前的东夷两昊部落时期是存在教育机构设置的。这样细细算来,教育机构被灭失了2000多年,周朝属于跨越式继承伏羲太昊部落的教育机构设置。教育发展史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争议,这与司马迁著述《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制作有直接关系,由于《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当中都没有设置教育机构,于是以《史记》为正史的学者就坚信教育机构设置起源于《史记·周本纪》的周朝时期,而不是起源于《史记·三皇本纪》的伏羲太昊部落时期。这是司马迁著述《史记》之时,抛弃了伏羲太昊部落设下的陷阱。教育发展史学者绕不开这个弯,于是就把这个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文字教育发展史缩减了一半。

 

                              第五节  小结

 

在《周礼》当中(插图13),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周朝官制,既不是周公自己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源自轩辕黄帝部落的官员设置,而是取材于伏羲太昊部落的图腾制度社会分工;在《周礼》当中,有阴阳、五行、天地人概念的文化应用现象,这不是周公自己发明出来的,也并非源自轩辕黄帝部落,而是取材于伏羲太昊部落的图腾制度当中;在《周礼》当中,有司徒官职和教育制度的存在,教育制度不是周公自己发明出来的,也并非源自轩辕黄帝部落,而是取材于伏羲太昊部落的图腾制度当中的祝鸠氏司徒主掌教化于民;在《周礼》当中有多妻与世袭制度的存在,这不是周公自己发明的,也不是吸取了伏羲太昊部落的婚姻制度,而是取材于轩辕黄帝的多妻与世袭行为,才有了《周礼》规定天子要有120个妻妾嫔妃。《周礼》当中的官制、教育、文化源自伏羲太昊部落,多妻世袭制度源自轩辕黄帝部落。

 

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 - 红小兵 - 東方有智慧13
 
 

由于司马迁著述《史记》之时,故意抛弃掉东夷两昊部落的政权机构,导致以《史记》为正史的历史文化学者,基本上分不清楚伏羲太昊部落和轩辕黄帝部落两股政权势力谁代表文明?谁代表野蛮?当历史文化学者都分不清谁是文明与谁是野蛮,所有的读书人必然会沉沦在学者的后面,被《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三皇本纪》的颠三倒四排序方式,来来回回的愚弄着、混沌着。在《史记·五帝本纪》当中,轩辕黄帝被树立成为英雄形象,华夏部落既文明又先进,而把伏羲太昊部落贬低成为既野蛮又落后的形象,这也是导致我国历史文化学者思想偏执的根本原因。

民国时代的历史文化学者,并没有解决《周礼》的源头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考古学文物材料不济,一是对东夷两昊文献材料研究不足。在我们研究东夷两昊部落图腾制度相关事情之时,能够引用或可以引用的学术观点是十分稀少的。我们红山文化图腾制度研究,是司马迁著《史记》故意抛弃掉的那段历史,这已经处于前人没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所以我们尽量引用古人著述的原版文献资料,减少引用汉唐以后历史文化学者的观点,以其尽量减少偏执思想的出现。

东方文化很有特点,早在伏羲太昊设置图腾制度之时,就是有政(历正)有教(司徒)的和谐文化发展路线,这也是东方文化的特点,所以在图腾制度当中,有天就有地、有雌就有雄、有阴就有阳,所以红山玉器当中有凤也有凰、有雌性玉猪龙也有雄性玉猪龙、有雌性玉鸱鸮也有雄性玉鸱鸮,这是一种简单、纯粹、质朴的辨证方法和平衡方法,没有一丝一毫的装饰意味和修饰现象,这也是东方文化的根与本。只有站在这个文化高度的学者,才能有机会迈进东方文化的门槛,学会使用东方智慧。

另外,本文没有引用“周公作《周易》和伏羲画八卦”两个故事作为学术论据进行对比,这其中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在红山文化图腾制度当中并没有发现伏羲画八卦的证据,第二个方面是尽力保护东方文化的本来模样,不去以讹传讹。我们在红山文化图腾制度当中,发现了阴阳文化与五行文化,所以我们就引用了阴阳与五行作为论据,我们没有见到八卦所以就不引用八卦作为论据。这也是做学问的基本要求,不去以讹传讹,坚持实事求是为学术原则。八卦对东方文化到底有没有产生贡献,我们没有做过调查与研究,所以也没有发言权,不做评论。

 

 

备注:

 

①   刘立恒、颜祥富:《红山玉器图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第十二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2017年8月;

②   颜祥富: 《红山文化鸟图腾玉器研究》,《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2016年8月;

③   颜祥富: 《<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下,全球经济网,2018年3月6日;

④   颜祥富: 《五行文化的早期应用》,新浪河北网,2017年8月8日;

⑤   颜祥富: 《图腾制度里面的天地布局》,全球经济网,2018年3月13日;

⑥   颜祥富: 《<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上,搜狐网站,历史文化,2018年2月24日;

⑦   颜祥富: 《图腾制度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迹》,全球经济网,2018年3月21日;

⑧   颜祥富: 《阴阳和谐的红山玉文化》,《收藏》杂志,2007年6月;

⑨   颜祥富: 《阴阳文化的特征与分析》,《人类文化遗产保护》,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期;

⑩   颜祥富: 《站在阴阳与五行的交汇处》,香港新闻网,2017年10月10日;

?   颜祥富: 《多妻与世袭制度的终始说》,搜狐网站,历史文化,2017年5月19日;

?   颜祥富: 《祝鸠氏、孔子、现代教育的二三事》,网易银川,2018年3月19日;

?   颜祥富: 《司徒职能变迁使教育内容改变》,网易辽宁,2017年5月26日;

?   颜祥富: 《不周的文化行为源自偏执的思想,偏执的思想源自片面的历史》,大众经济网,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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